吴宗伟 ‖ 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 ‖《重庆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摘 要：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坚持对思想建设规律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富含深刻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回顾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一是筑牢精神之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心；二是坚持守正创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在思想路线引领下增强思想建设实效；四是构建行为边界，在制度约束中巩固思想建设成果。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仍需遵循上述先进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思想建设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建党百年；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吴宗伟，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党的十九大报告虽将政治建设放在了党建总布局首位，但从整体来看仍然承续了过去的提法，坚持将思想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之中，并将其定位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党中央将思想建设列为党的基础性建设，足以突显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思想建设征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在如何推进党的思想建设这一宏观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一、筑牢精神之基，
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心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思想建设的重要着力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理想信念的培育，不断通过坚定理想信念帮助共产党员树立精神支柱、筑牢思想灵魂。
“革命理想高于天。”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发挥理想信念的思想引领作用。1927年秋收起义后，我方伤亡较多，连续行军导致党内部分同志士气低落，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毛泽东同志敏锐觉察到这一思想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通过演讲、座谈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党的宗旨以及政治目标，有效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随着畏难情绪在理想信念面前的消解弱化，党员战士的斗争意识空前高涨，队伍因此取得了最终胜利。在之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中，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首次提出，便伴随着“肃清党内各种偏向”的理想信念培育要求，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力图通过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来推动党的思想建设发展的超凡智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新入党同志并未接受过革命战争洗礼，急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与此同时，部分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与生活中表现出享乐主义作风，危及党的执政形象，理想信念教育势在必行。为坚定理想信念，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党中央于1950年发起了整风运动。学习中央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规章制度等一系列做法，使党员思想水平得到了提高，党群关系也随之得到了改善。但囿于这次整风运动的时间较短，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之后，党中央领导人决定从明确党员标准入手推进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于是，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合格党员的八项标准。他强调：“党……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在任何环境下，不退缩，不叛变党，不投降敌人。”作为党员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危险与诱惑面前很容易叛变党，投降敌人，这样的人不可能称得上是合格党员，是首先要清洗出党的队伍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党中央领导人已经对理想信念重要性有了一定的把握。
在之后的思想建设实践中，党中央更加注重将理想信念教育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1961年10月，面对当时社会风气较差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他指出，开展广泛的共产主义教育，以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人生追求引领人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仅能够有效净化社会风气，还可以起到凝聚力量的作用。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追问：“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为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这一时期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集中教育活动，不仅有效增强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还有效坚定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有力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了理想信念教育，并使党的思想建设呈现出诸多新特征。一是更加突出了理想信念教育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中的地位。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崇高的理想信念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于奉献牺牲的前提基础。因此，做好党的思想建设工作，必须时刻铭记理想信念教育的战略性地位，注重发挥理想信念的思想引领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到思想建设战略任务这一高度，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高度重视，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二是提出了和平时期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检验标准。理想信念问题本质上属于隐性存在的思想领域问题，检验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需要党组织做好顶层设计，提出科学而客观的检验标准。在和平时期，生死考验不多，理想信念的检验标准不再直接明了，但我们仍然需要理想信念检验标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实践中总结出和平时期检验理想信念的“六个是否”标准，他强调：“在关键时刻和重大考验面前，公私是否分明，法纪是否严明，就是对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最好检验。”三是理想信念教育追责机制日益完善。“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一旦党员干部出现理想信念的大面积滑坡，给党带来的后果将是致命的。为此，党中央决定要逐步建构理想信念教育追责机制。2016年6月，中共中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其中第七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流于形式……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当予以问责。该《条例》的出台为实施理想信念教育追责提供了制度依据，有力推动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落到实处。
二、坚持守正创新，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中国共产党想要确保党员干部始终坚守正确的思想政治立场，必须要从理论教育入手，使其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要义，形成对共产主义的高度认同。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理论教育与理论创新，是解决诸多思想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
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并不多。革命队伍迅速壮大的同时，难以避免各种落后思想在党内蔓延。毛泽东同志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对此，1928年7月党中央在中共六大中提出了解决方案：要“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这一时期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激发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热情。一是创办党校以及各类理论学习班。1924年成立的中共安源地委党校、1933年创建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8年成立的延安马列学院以及1940年创办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各地党校的创办为党员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集中场所，有效推进了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二是大量编译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分别于1921年和1938年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与经典著作编译部。“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延安翻译出版的马、恩著作就达32种。”同时，如《新青年》《先驱》《向导》一类的理论刊物大量刊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广泛阐释，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文本参照。三是逐步建构了理论学习监督机制。理论学习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而言是缺乏吸引力的，为促使党员干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步建构了理论学习监督机制。如，1939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检查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成立学习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检查各级单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实践证明，理论学习监督机制的建构，能够有力推动党内理论学习常态化。同时，理论学习的浓厚氛围在党的制度建构下更易形成，由此便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理论学习空而不实的缺陷。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使得党的思想建设任务更加艰巨。为此，邓小平同志强调：“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理论学习的方式更加多样。一是促使党校教育规范化。这一时期，各级各类党校的教学制度逐渐得以建立，同时理论学习的考评机制变得更加成熟。就教育形式而言，党校教育不仅有过去常见的短期培训班形式，还出现了各级党组织统筹安排的轮训学习模式。就理论学习考评机制而言，各级各类党校在实践中更加注重理论教育的实际效果，改变了过去只重视教育过程，而轻视教育效果的旧模式。各级各类党校在理论教学结束后，会按照教育管理相关规定，采取严格的考评机制来检验党员的理论学习情况。对于理论学习确有收获的党员，党校会颁发合格证书，证明其党校理论学习经历。对于理论学习不扎实的党员则不给予合格证书，以期回炉重造，切实保证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在理论学习中学有所得。二是在学习型政党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而建设学习型政党，其中就囊括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要求。建设学习型政党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建设学习型政党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得到重要实现，同时理论学习教育也将会复归到学习型政党建设中，引领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断深入。三是丰富理论教育载体。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图书杂志的激增。“至 80年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型的图书94种，印数170万册印张。”此外，这一时期的广播、影视作品数量实现了裂变式增长。党传媒事业的飞跃式发展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还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得到了重要实现。
党的十八大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迎来新高潮。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并强调：只有“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主体资源更加丰富。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师资力量不再局限于党校教师，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专家学者、党政领导组成的宣讲团、城乡社区的志愿者等多元化教育主体，使新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队伍实现了质与量的提升，教育主体结构也随之变得更加合理；二是教育形式更加多样。从理论教育形式来看，当下的党内理论教育不仅包括较为稳定的经常性教育，还包括为解决党内思想突出问题而开展的集中教育活动。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二者之间辩证统一，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长期有效开展。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望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伴随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囿于学习材料的匮乏，存在着理论学习不够深入的问题，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推进党思想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坚定不移地从理论教育着手强化共产党员的思想武装。改革开放之后，传媒事业纷繁多样的裂变式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载体得到极大丰富。这不仅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取得显著成效，还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了质与量上的飞跃。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资源更加丰富，学习内容及目标更加明确，学习过程也更加规范。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开展理论教育工作的具体做法在不断更迭，理论教育在思想建设中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也存在着时空境遇差别，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领思想、武装头脑的基本功能是始终如一的。
三、坚持实事求是，在思想路线引领下
增强思想建设实效
“实事求是”是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共产党员贯彻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保证。实践证明，当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党的思想建设才会取得实效，才能助力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反之，当中国共产党人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党的思想建设就会做无用功，甚至会起反作用，致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百年探索征程中，逐渐加深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视程度，逐渐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明确为党的思想建设重要内容，不断在思想路线引领下推动党的思想建设取得实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致使党在幼年时期多次出现左、右倾错误，导致革命事业承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同志最早认识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并为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并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概念。192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信中首次表露出实事求是的观点态度。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无论是推进什么工作都要始终秉持唯物史观，必须要对历史和环境进行深刻考察，一定要在把握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分析问题，而不能主观地依据经验、教条来判断。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警醒全党，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态度是极其荒谬错误的，这种错误思维模式必将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他多次强调党员干部必须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哲学角度对主观主义进行了批判。如：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错误，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1938 年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要依据国情特点，采取武装斗争的斗争形式，而不能照搬他国经验。在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多次通过做报告的形式批判主观主义，并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国情、党情的变化发展而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由于秉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而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推动党和人民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如，党中央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废待兴的现实状况，审时度势地提出“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于是，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便围绕“恢复国民经济”而展开，充分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积极力量。之后，党中央又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思想建设也围绕着总路线而展开，从而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这些成就，刘少奇同志总结道：“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恢复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与时俱进地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发展与丰富，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78年前后，邓小平同志首先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理论溯源，颇有智慧地从毛泽东实事求是相关论述中提炼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首创性地将“实事求是”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并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随后，邓小平同志积极倡导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做足了理论与思想准备。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写入了党章。自此，党的思想路线有了制度保障，成了引领思想建设发展的方向标。第二个阶段始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同志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突出强调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他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才能“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作为党中央对思想路线原则方法的补充，既继承了实事求是思想的灵魂，又在实践中推动了党对思想路线认识的深化。第三个阶段始于党的十六大召开，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思想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求真务实”对于党坚持正确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过程中多次强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不仅深化了党员干部对思想路线重要性的认识，还根据思想建设要求提出了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总的来看，党员干部在新时代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根据现实情况推进各项工作。推进党的思想建设，让党员干部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就是要让党员干部学会从现实实际出发，客观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思想原则，实事求是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二是要不断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党的思想建设不仅要让党员干部读懂悟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要使党员干部正确把握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现实基础，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深刻理解和认同党中央的工作部署，在推进党的伟大事业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
实践深刻证明，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建设才会取得实效。总的来看，随着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下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对党思想建设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日益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摆脱了对他国经验的简单模仿，能够做到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效推进了党的思想建设发展。在今后的思想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仍要继续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确保党的思想建设取得实效。
四、构建行为边界，在制度约束中
巩固思想建设成果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在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的百年征程中，思想建设之所以能够得到党中央的持续重视，是因为党内法规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党的思想建设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思想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建设。1923年，为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共中央颁布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党第一次尝试以制度建设引领思想建设的标志性文件，《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提出要设立教育宣传委员会，用以专门负责“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自教育宣传委员会设立后，党的思想建设工作在专门职能部门统筹安排下，开始迈上了正规化、专业化、常态化道路，成了党推进自我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委会审议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该议决案对加强思想建设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制度安排，明确将“教育共产党员”确定为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自此，思想建设凭借党内法规制度的建构逐渐成为党内经常性工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中，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得到了进一步的文本总结，会议决议不仅厘清了“政治分析”“组织常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等十项党内教育材料，还系统确定了“训练班”“分配看书”“政治讨论会”等十八种党内教育方法。但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唯成分论”甚嚣尘上，党员思想觉悟高低的判断依据在于是否服从“左”倾思想的领导。思想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建设囿于此，并没有完全落实到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幸而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及时批驳了“唯成分论”，使党的思想建设目标得到了明确：“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对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诸多新规定。一是在党内法规制度中多次强调思想建设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员数量激增，一些党员的思想水平急需提升。对此，党中央多次发布党内法规制度强调来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如，1951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指出，要“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该文件颁布后，各级党组织都显著提高了理论教育重视程度，在党内掀起了理论学习的热潮。二是不断出台党内法规制度优化理论学习内容。如，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按照各级党校教育对象的不同设置了极具针对性的课程内容。该《计划》将“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等课程列为马列学院的主要课程；将“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等列为中级党校的主要课程。借此，各级党组织对理论学习内容进行了多样化选择，有效提高了思想建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更加注重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来加强党内教育管理。一是不断发布党内法规制度规范党校教育管理。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教育党员的重要场所，在党的思想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提高党校教育质量，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法规制度来促进党校教育正规化、常态化。如，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该《决定》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参加党校培训，还对党校的性质任务、党校教育正规化内涵及其重要性做出了详细规定。《决定》发布后，各级党校逐渐有了统一的学制、教材以及考核方式，党校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规化、规范化的道路。二是不断发布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党内道德教育。党员理想信念的缺失往往始于道德失范，道德教育属于思想建设的重要方面，对党的思想建设来说有着深远意义。然而，中国共产党对中共党员道德品质的要求一度缺乏制度依据，这无疑会致使党内道德教育出现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为此，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来规范党内道德教育。如，1987年3月，中纪委发布《关于共产党员要模范地遵守职业道德的通知》。该《通知》不仅列举了常见的道德不端行为，还提出了详细的处罚标准，有效规范了党内道德教育工作。
党的十八大后，党的思想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间的耦合关系更为密切。一是党内法规制度促使党的思想建设成为党内经常性工作。自2012年以来，党中央发起了多次主题教育活动。为促使主题教育取得实效，党中央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如：2013年，为促进群众路线教育发布的专门意见；2015年，为落实“三严三实”教育发布的专题方案；2016年，为强化“两学一做”教育发布的学习方案；2019年，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发布的指导意见。在此基础上，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该《规划》提出要用五年时间“把全体党员普遍轮训一遍”，对党员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以及组织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不仅回答了“如何提高党员教育质量”的新时代之问，还对党的思想建设做出了连贯性部署，较好保障了党思想建设的长期性赓续。二是思想建设问责机制愈加完善，使得各级党组织深入推进思想建设有了制度驱动因。2019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该《条例》首次提出在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失职、失责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追责。”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该《条例》将党组织“党的思想建设缺失，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流于形式”列为予以问责的主要情形之一。党内思想教育工作问责机制的趋于完善，有利于预防思想建设失职行为的发生，规避因思想建设流于形式而产生的种种恶果。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重视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并在百年征程中表现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思想建设相关制度话语逐渐从多元走向系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国情、党情处于不断嬗变、曲折发展之中，一些共产党员的思想问题也会因此以流变复杂的形式存在着。为此，除总体性制度部署之外，中共中央在有关于党员教育、干部培训以及党校正规化等各个方面都与时俱进地建立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建设相关法规制度体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制度话语表达，党内法规制度逐渐关涉到了党思想建设的方方面面。二是思想建设相关法规制度的针对性日益增强。思想问题隐性存在着，却能外化为形式各异的多样行为。实践证明，笼统而模糊的法规制度解决不了隐性而多样的思想教育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建设百年探索过程中，直面理想信念缺失、理论知识匮乏、教育管理混乱等具体问题，系统建构了较为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成了有效解决各类思想问题的针对性限制工具。
五、总结与思考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的现有成绩，是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建设规律的把握日益成熟的有力佐证。但后来人在为党的思想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而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应批判性反省党内仍然存在少部分党员理想信念淡化、理论知识掌握不牢以及违法乱纪行为仍有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在新时代，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思考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工作，意义十分深远而重大。
（一）越是扩大对外开放，越是要重视理想信念教育
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曲折探索中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发展道路，才使得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刻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性，丰富了党的执政资源，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也使得党面临的意识形态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就国内环境来说，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扩大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可能性，在物质富裕的安逸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容易滋生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心理，陷入理想信念淡化的泥潭；另一方面，就国际环境而言，随着我国对外大门的逐渐敞开，外国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愈演愈烈，党的思想建设将会因此面临日趋复杂化的态势。因此，越是扩大对外开放，越是要重视理想信念教育。
（二）越是谋求长远发展，越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久经实践检验而被证明为极具科学性和饱含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运用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思想武器，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才使得党和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辉煌成果。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征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性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史深刻证明，只有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在历史长河中坚守正确的思想方向。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想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时时刻刻注重理论思维的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充满理论力量和科学智慧，能够在与时俱进中引领党的伟大事业发展，给予中国共产党常学常新的理论指引。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久经磨难而历久弥新，就是因为党始终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学习。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面临的考验与风险都是巨大的。因此，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入手，切实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水平，越是谋求发展，越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守正与创新中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思维。
（三）越是追求思想进步，越是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问题是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必须要解决好的关键问题。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建设才会在党的建设全局中起到积极作用。反之，如果没有科学把握好思想路线问题，党的建设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消极倒退。因此，越是追求进步，越是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具体而言，党的思想建设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坚持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员干部追求思想进步的基本前提。“解放思想”鼓励人们热情创造，积极寻求真理。但解放思想并不意味着张口就说、标新立异。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思想解放样态，实际上是要求党员干部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思想之花绽放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客观世界之中。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在追求思想进步的同时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尽可能地开展精细深入的调查研究，采取认真的态度在实践中追寻真理。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规避错误思想的现实需要。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一旦出现思想错误，其危害是十分惊人的。举例来说，曾有一些人错误认为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把简单的平均分配当作共产主义因素。殊不知，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在物质财富尚未高度发达的社会阶段把平均主义当作信条，显然是错误的。一些人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的认知，归根到底是没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党的思想建设需要冲破精神牢笼，但思想进步必须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决不能依据主观想象，天马行空地胡编乱造。
（四）越是重视思想建党，越是要注重发挥党内法规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党的思想建设迈向正规化、长期化必须要依靠党内法规制度才能实现。越是重视思想建党，越是要注重发挥党内法规的重要作用，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一方面，党的思想建设需要发挥党内法规制度的制约作用。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有关思想、精神的抽象性工作，要确保党的思想建设质量，就必须以具体的党内法规制度作为实践准绳，约束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另一方面，党的思想建设需要党内法规制度为其提供保障。党的思想建设光靠喊口号是决不能达成目标的，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只有不断更新党内法规制度中有关思想建设的话语体系，才能为党的思想建设全程保驾护航。具体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对于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有着三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探索历程中的成熟做法，使其上升为稳定化的法规制度，通过法规制度建设对思想建设经验进行承续性延展，进而实现思想建设的长期化、科学化；二是按照已经发布的党内法规制度规范各级党组织、党员行为，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三是对不符合新时期思想建设要求的陈旧法规制度进行修订或废止，确保党的思想建设满足新时期党的建设要求。
从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百年探索历程来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从理想信念、理论学习、思想路线、制度保障这四个方面入手，才能使党的思想建设不断迈向科学化、系统化、长期化。上述四个要点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全过程，共同构成了百年来我们党加强思想建设的基本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未来的思想建设实践。在百年历史机遇期，我们党不可避免会面临各种新的思想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探索不能停止，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思想建设规律的把握，开创党的思想建设新境界。
（本文首发于《重庆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29~40页。此版本略去了参考文献，若有需要请关注“重庆社会科学”公众号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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